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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历史】希罗多德波斯史及其对古希腊知识精英波斯观的塑造 [打印本页]

作者: 拈冰 时间: 2021-4-12 17:43 标题: 【历史】希罗多德波斯史及其对古希腊知识精英波斯观的塑造

希罗多德笔下的东方史与《贝希斯敦铭文》

   在《历史》(Historiae)卷一至卷四中，希罗多德利用大段篇幅记载了古代东方的历史、地理、民族分布与社会风俗状况，为后人对东方世界的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并塑造了希腊罗马知识精英对东方的基本认识，在西方学术史与文化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然而，围绕希罗多德在向希腊读者介绍吕底亚、斯基泰、波斯、埃及、利比亚、印度等地区历史文化时所依据的史料基础和采用的表述方式等问题，当今古典学界一直存在着广泛争议。近年来，西方古典学者们尝试应用社会学、文化学与史学理论，在分析、梳理希罗多德东方史的性质与叙述特点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弗朗索瓦·哈尔托赫在《希罗多德之镜》中试图借用“他者”这一社会学概念，来分析希罗多德所塑造的斯基泰人(Scythians)形象。哈尔托赫在这部著作中将斯基泰人视为与希腊人对应以及与埃及人对立的“他者”；并认为希罗多德所描述的阿玛宗女战士(Amazons)相当于雅典古典时期埃菲比(Ephebe)青年战士的“他者”。哈尔托赫进一步指出，《历史》的这种叙述模式总的来说符合当时希腊人对东方世界的普遍认知方式。①亚历山大·霍尔曼(Alexander Hollmann)利用“能指—所指”(signifer/signified)符号学原理分析了希罗多德东方史记载中反复提及的预兆，认为同《历史》中对其他民族及希腊人自身相信的预兆的记载相比，希罗多德对波斯人预兆的记载有着独具一格的特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波斯僧侣特有的预兆解读方式；他还指出了荷马史诗与希腊悲剧等文学传统对希罗多德著述的影响。②阿隆索·努涅斯试图从希罗多德对世界进行划分的思路入手，研究希罗多德对以波斯帝国为代表的整个东方世界的总体看法。③安·沃德则假设希罗多德在记述埃及、斯基泰、波斯和雅典等不同地区历史时遵循了希腊古典作家们探讨政体优劣的思路，④将上述四个政府分别塑造成神权统治的、诗性的、极端理性的和务实的政治体制，从而论证雅典政体的优越性。

   总的来看，在当今古典学界对希罗多德东方史的研究中，多数学者致力于通过引入某种现代理论或独特视角，对希罗多德所记内容进行整体诠释和重新解读，而对希罗多德的史料来源及其可靠性的研究中所取得的突破相对较少。归根结底，这是由希罗多德《历史》本身题材的特殊性决定的。对于《历史》的大多数读者而言，希罗多德利用大段篇幅描述的波斯、埃及等东方王国的历史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显得极其遥远，他的很多记载都是关于该史事绝无仅有的文献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既找不到检验希罗多德作品质量的外部标准，也缺乏对《历史》细节进行认真考证的兴趣，因为除泰西阿斯(Ctesias)的《波斯志》(Persica)和《印度志》(Indica)、色诺芬的《长征记》(Anabasis)、《圣经·旧约》中的若干篇章、曼涅托和贝罗苏斯(Berossus)的残篇等或质量不高、或题材单一、或传奇色彩浓厚、或内容残缺不全的作品外，人们很难找到希罗多德所著东方史的替代品。这种近乎暧昧的态度在对希罗多德波斯史记载部分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希罗多德显然并未完全掌握波斯帝国官方使用的各种文字，其波斯史记述中又穿插着不少令人难以置信的离奇情节，后世学者普遍认为，这部分内容的可信度要明显低于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结果的叙述。⑤然而，他们对前者的依赖程度却反而高于后者，因为希罗多德的波斯史是现存同类希腊语文献中年代最早、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部；⑥而波斯人却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自身历史的成文史著。⑦因此，“历史学家们虽然明知希罗多德的可靠性不断受到挑战，却基本上对这些意见置若罔闻”。⑧然而，随着19世纪中叶以来亚述学、埃及学的迅速发展，西方学者对古代波斯、埃及史料的认识不断深入，一批研究者开始提出各种外部铭文、考古证据，作为希罗多德作品史料价值的衡量标准。在这些史料中，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最富争议的当属大流士一世于即位初期授意撰写的《贝希斯敦铭文》(Behistun Inscription，另写为Bisitun或Bisotun;古波斯文为Bagastana，意为“诸神齐聚之地”⑨)。

   1835年，英军少校罗林逊(Henry Rawlinson)在格罗特芬德(G.F.Grotefend)等前人的成果基础上⑩开始研究《贝希斯敦铭文》，(11)并于1847年正式破译了其中的古波斯文部分。(12)该铭文叙述了大流士在神明阿胡拉-玛兹达(Ahuramazda)佑助下处决篡位的僧侣高墨达(Gaumata)，取得波斯帝国王位并平定境内各处叛乱的经过。《贝希斯敦铭文》虽并非叙事性的史学作品，其内容却与希罗多德《历史》卷三的记载存在着不少重合之处。(13)笔者认为，《贝希斯敦铭文》是我们分析希罗多德所记大流士登基始末真实性，进而评判《历史》全书在史料择取、叙事风格等方面特征的重要线索。尽管像我们在后文中将会看到的那样，这篇铭文具有浓重的官方意识形态色彩，并不能被视为信史；但作为叙述波斯帝国境内重大政治事件的一手材料，《贝希斯敦铭文》在无碍于树立大流士正面形象的局部细节记载方面应当是十分可靠的。该铭文显示了大量精确的时间、地点和各次战役的死亡、被俘人数信息，(14)很可能出于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作者之手。大流士在铭文结尾处曾发誓自己不会隐瞒真相；(15)而根据古波斯地区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sm)的伦理标准，君王说谎和立伪誓的行为几乎在任何情形下都是不被容许的。(16)因此，大流士应当不会在铭文无关紧要的细节处故意扭曲真相，而轻易为怀疑、敌视自己的臣民留下口实。总之，《贝希斯敦铭文》的破译提供了检验希罗多德史料质量的可靠标准，为希罗多德史学研究的突破提供了机遇。

   《贝希斯敦铭文》破译后，古典学界马上意识到这篇文献的史料价值及其对希罗多德研究的重要意义。然而，在此后近一个世纪中，学术界对该铭文和希罗多德相关记述的比较研究开展得并不十分顺利。这是因为，《贝希斯敦铭文》的文字内容存在着诸多难点，并且全文都笼罩在浓重的波斯帝国官方意识形态之中；而当时的古典学者们对波斯帝国的其他相关史料、考古证据又所知有限，因此很难从大流士疑点颇多的自述中提炼出与希罗多德记载相关的可靠信息。正如奥姆斯特德所说，《贝希斯敦铭文》的破译既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便利的研究条件，同时也给他们制造了诸多麻烦。(17)在希罗多德笔下看似内容单纯、线索清晰的一系列王位更迭事件由于《贝希斯敦铭文》的出现而大大复杂化了。(18)一方面，由于当时古代近东文字研究水平的局限，一些学者利用希罗多德的记载去附会《贝希斯敦铭文》中的语言难点，如其中对冈比西斯(Cambyses)死亡方式的叙述，(19)从而忽略了铭文对希罗多德史料真实性的验证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又盲目信赖铭文中关于波斯王室世系等问题的陈述，(20)从而步入了大流士精心设计的圈套而深陷误区。真正打破学术研究徘徊不前局面的是美国学者奥姆斯特德，他在1948年出版的名著《波斯帝国史》中结合希腊文史料和近东考古证据，率先剖析了《贝希斯敦铭文》王族世系中包含的虚假信息和意识形态宣传内容，对同时出现在铭文和希罗多德《历史》中的冈比西斯杀害兄弟一事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质疑，(21)为《贝希斯敦铭文》和希罗多德《历史》的比较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1987年，另一位美国学者巴尔塞撰写了专著《希罗多德与贝希斯敦铭文：古代波斯史研究诸问题》，令人信服地推翻了《贝希斯敦铭文》对大流士等处决篡位僧侣这一核心事件的叙述。(22)1996年，法国波斯史专家布里昂出版了《波斯帝国史：从居鲁士到亚历山大》一书，详细讨论了大流士通过《贝希斯敦铭文》杜撰波斯帝国王位世系的问题。(23)与此同时，随着亚述学、考古学界对《贝希斯敦铭文》相关材料的研究不断深入，铭文中的许多古波斯文语法难点，如对冈比西斯死亡方式的误读逐渐得到了澄清；(24)与铭文内容密切相关的旁证材料，如居鲁士的圆柱体铭文(Cyrus Cylinder)、居鲁士王宫的伪造铭文材料和大批大流士登基前后时期的考古证据也在解读《贝希斯敦铭文》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涌现，当今学术界对《贝希斯敦铭文》及大流士登基前后历史背景的认识和理解水平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知识为我们分析希罗多德所记波斯史的史料价值与意识形态特征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以《贝希斯敦铭文》为参照，辨析希罗多德《历史》所载从冈比西斯暴亡至大流士巩固王位期间史事中的可靠信息、谬误与添加成分，进而探讨希罗多德史学撰述对希腊罗马文化中的波斯观的塑造作用。

一、《历史》卷三与《贝希斯敦铭文》的异同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学术界对《贝希斯敦铭文》的破译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希罗多德《历史》卷三的史料价值。研究表明，希罗多德著作中记载的很多内容同《贝希斯敦铭文》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而希罗多德对波斯帝国风俗、制度和语言文字的了解程度也是古典时代的绝大多数希腊作家无法企及的。就记载大流士登基部分的材料而言，希罗多德最突出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希罗多德对波斯政治史人物的姓名和角色地位掌握得相当精确，并创造或应用了一套将古代近东人物姓名转写为古希腊文的成熟体系。《贝希斯敦铭文》在接近末尾的部分写道：

   国王达拉亚瓦斯(图片)说：当我杀死自称巴尔迪亚(Bardiya)的玛哥僧高墨达(Gaumāta)的时候，以下这些人在场并担任我的助手：一人名为维达法纳(Vidafarnah)，瓦斯帕拉(Vāyaspāra)之子，波斯人；一人名为乌塔纳(Utāna)，苏克拉(Θuxra)之子，波斯人；一人名为高布鲁瓦(Gaubaruva)，玛杜尼亚(Marduniya)之子，波斯人；一人名为维达纳(Vidarna)，巴伽比纳(Bagābigna)之子，波斯人；一人名为巴伽布萨(图片)，达图瓦亚(Dātuvahya)之子，波斯人；一人名为阿尔杜马尼斯(图片)，瓦豪卡(Vahauka)之子，波斯人。(Behistun Inscription，4 § 80-86)(25)而在《历史》卷三中，希罗多德同样记录了参与杀死篡位玛哥僧的波斯贵族名单：

   奥塔尼斯(图片)找来阿斯帕提尼斯(图片)和戈布里亚斯(图片)，两个地位极高、并被他视为最可信任的两个波斯人，将全部情况向他们和盘托出。这两个人似乎先前已对此有所怀疑，现在便对奥塔尼斯的说法深信不疑。他们决定各自去找自己最信任的波斯人帮忙；奥塔尼斯找来了因塔法尼斯(图片)，戈布里亚斯找来了玛伽巴祖斯(图片)，阿斯帕提尼斯找来了许达尼斯(图片)，这样凑齐了六人。此时恰巧许斯塔斯佩斯(图片)之子大流士(图片)从父亲管辖的波斯来到苏萨。他抵达后，六位波斯人决定让他也参与此事。(Herodotus，Histories，3.70)

   可见，《历史》和《贝希斯敦铭文》都列举了刺杀高墨达(在希罗多德著作中为与大流士兄弟同名的司麦尔迪斯[Smerdis]及其兄弟帕提泽特斯[Patizeithes])的七贵族名单，其中有六人的名字是吻合的(奥塔尼斯即乌塔纳，戈布里亚斯即高布鲁瓦，因塔法尼斯即维塔法纳，玛伽巴祖斯即巴伽布萨，许达尼斯即维达纳，大流士即国王达拉亚瓦斯)。希罗多德只把一位在铭文中叫做阿尔杜马尼斯(图片)的波斯贵族错认成了后来在大流士在位期间异常活跃的权臣阿斯帕提尼斯(图片)，(26)这一疏漏其实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希罗多德对大流士统治时期担任要职的官员角色、地位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相形之下，比希罗多德晚一个世代进行创作，并亲身在波斯宫廷中生活过的泰西阿斯的相关记载在准确性方面要逊色得多。(27)尽管他也知道发动政变的贵族共有七人，却仅写对了其中的两个半名字(包括大流士)。(28)同样，大流士在《贝希斯敦铭文》中追述了自己的五代祖上谱系，(29)而希罗多德在《历史》(7.11)中用希腊文几乎忠实无误地转写了这份族谱。而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在《波斯人》(Persae)765—781行中叙述的波斯国王世系却充满谬误，令人不得要领。相形之下，希罗多德掌握的波斯王族谱系显然更为完备和准确。(30)希罗多德的成功绝非偶然。根据塔普林(Christopher Tuplin)的分析，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使用了若干直接来自古波斯文的词汇；(31)他对波斯人名的尾音进行了细致且正确的研究；(32)他理解父名对波斯贵族社会地位的特殊意义；(33)他对波斯帝国境内为数众多的民族名称及其分布也有相当专业的了解(尽管在细节处不无争议(34))。(35)要之，同古典时期处理相同题材的其他作家相比，希罗多德充分发挥了自己作为波斯臣民(希罗多德来自小亚地区的希腊殖民城邦哈里卡纳索斯[Halicarnassus]，(36)该地区于大流士在位期间被并入波斯帝国版图)的先天优势，并在游历过程中注意积累波斯帝国官方语言的相关知识，或许还直接从个别波斯友人那里获得了关于波斯王室、贵族名单的第一手材料。而对于非本民族文化地区历史的撰写而言，一定的相关语言、人物谱系等专门知识恰恰是保证史著质量的关键要素。

   第二，希罗多德对从冈比西斯去世到大流士等刺杀篡位僧侣的政局变动的叙述与《贝希斯敦铭文》中的概括大致吻合。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冈比西斯秘密杀害了其兄弟司麦尔迪斯；(37)玛哥僧侣趁机假冒冈比西斯兄弟的名义篡夺了王位；(38)冈比西斯在从埃及返回平叛途中暴死；(39)波斯贵族纷纷承认了伪司麦尔迪斯的权力；(40)但大流士等七名波斯贵族挺身而出杀死了伪司麦尔迪斯及其兄弟。(41)如果将这段陈述中的玛哥僧兄弟替换为伪巴尔迪亚(Bardiya)/高墨达的话，那么希罗多德的记载几乎就是《贝希斯敦铭文》1 § 10—13段落的扩写。二者在叙事脉络和很多细节方面都极为相似。(42)而泰西阿斯《波斯志》中关于巴伽帕特斯(Bagapates)和阿塔叙拉斯(Artasyras)将玛哥僧扶植为王的说法(43)却同希罗多德和《贝希斯敦铭文》的版本差异显著。(44)合理的解释是，希罗多德作为波斯帝国的臣民，对《贝希斯敦铭文》中所反映的、在各种场合一再重复的官方历史解释十分熟悉，因此能够准确复述其中的基本要素。

   第三，在叙述大流士登基始末及其他史事的过程中，希罗多德证明了自己对波斯帝国风俗习惯与基本制度的理解水平远远超过同时代其他希腊作家。他对玛哥僧司麦尔迪斯被割耳后不敢在公共场合露面的叙述(45)虽不符合贝希斯敦浮雕中的高墨达形象，(46)但却说明希罗多德并没有同时代希腊人普遍具有的错误观念，认为波斯君主通常头顶高冠并深居简出。(47)他清楚地知道波斯君主“波斯之王、米底之王”(48)的专用头衔。(49)他还理解父名对于波斯贵族身份的重要意义，(50)以及大流士奉阿黑门尼斯(Achaemenes)为祖先的官方说法。(51)总之，在希腊听众或读者面前，希罗多德俨然以一个对波斯帝国有着深入认识的介绍者形象出现。(52)他对自己记述主题的亲身感受和认识高度都是同时代及之后的许多希腊作家所无法比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希罗多德充分发挥了自身作为希腊文化精英和波斯帝国臣民双重身份的优势，利用希腊文这一有效的表达工具和严谨的专有名词转写方式，成功地处理了一个极为宏大的题材，将自身对庞大的波斯帝国政治、文化、民族、地理等方面的重要信息较为精确地传达给了希腊读者；他的波斯史在可靠性和认识深度方面远远超越了此前史话家、戏剧作家们记载的传说和后来泰西阿斯等人的猎奇性著作，其对波斯史的贡献无可争议。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希罗多德所收集的波斯史信息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缺失。《贝希斯敦铭文》和在巴比伦出土的文书都明确指出，冈比西斯的兄弟名叫巴尔迪亚(Bardiya，巴比伦文书中的拼写为Barziya)，(53)其波斯文原意为“崇高的”。(54)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效法了埃斯库罗斯等人的传统，将这个名字转写为司麦尔迪斯(图片，埃斯库罗斯《波斯人》774行写作图片)，但却完全不知道假冒巴尔迪亚的僧侣高墨达的名字。《贝希斯敦铭文》只交代了高墨达发起的暴动，并未提到过高墨达还有一个兄弟。一些亚述学学者指出，希罗多德很可能是将古波斯文中的“行省长官”(pati-kh图片ayathia)这一专有名词附会成了人名帕提泽特斯(Patizeithes)，从而造成了伪司麦尔迪斯两兄弟篡位的错误记载。(55)更严重的是，希罗多德笔下的内侍司麦尔迪斯秘密篡位和《贝希斯敦铭文》所载伪巴尔迪亚于行省公开兵变的说法差异巨大，(56)而他对玛哥僧被杀后迅速席卷波斯帝国全境的多次暴动几乎一无所知。(57)他仅仅记载了巴比伦地区的反叛，而其情节与《贝希斯敦铭文》中的说法完全无法调和。(58)根据《贝希斯敦铭文》的叙述，大流士于公元前522年冬使用闪电战的方式，仅用一个月左右便平定了伪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的叛乱，攻克巴比伦并生擒叛军首领。(59)而在希罗多德的史著中，这次暴动被错误地记载为大流士登基(前521)若干年之后的事件，(60)而大流士的围城则被描述成一场长达19个月之久的攻坚战，(61)并且他关于大流士攻克巴比伦后处决3000名反叛贵族并拆毁城墙的记载也没有得到《贝希斯敦铭文》和考古发掘结果的任何证实。(62)总之，大量证据似乎表明，从玛哥僧被杀的历史时段起，希罗多德的波斯史记载线索陡然中断，他对《贝希斯敦铭文》和其他波斯官方文献后续记录的间接了解是零散的和充满错误的，其细节很可能来自于并不可靠的道听途说或主观想象。

   事实上，《贝希斯敦铭文》叙述体系的痕迹在《历史》卷三中几乎贯穿始终。(63)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两部在文化背景、读者群体和创作动机等方面截然有别的作品的相似性？

   在学术史上，确实有部分学者相信希罗多德《历史》的相关部分是直接基于《贝希斯敦铭文》而写就的。苏联学者丹达玛耶夫(Dandamayev，另英译为Dandamaev)甚至相信，希罗多德必然利用了《贝希斯敦铭文》的希腊文译本。(64)这一看法未免有些极端，并且至今也没有得到文献学的证实。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希罗多德必然通过某种途径，间接收集了以《贝希斯敦铭文》为代表的、由波斯帝国官方制造的、关于大流士王登基前后历史事件的叙述内容。就《贝希斯敦铭文》本身而言，尽管文本本身被铭刻于人迹罕至的绝壁之上，所使用的又是希罗多德无法直接阅读的古波斯文、新埃兰文(Elamite)和阿卡德文(Akkadian)三种文字，但这篇铭文在波斯帝国境内的流传范围必定极为广泛。(65)大流士在铭文结尾处宣称，他会将整篇文字刻写出来，分发到帝国境内的各个角落。(66)当代考古学家们在巴比伦王宫遗址中便发现了略加改写过的，刻有《贝希斯敦铭文》内容的文书。(67)已出土的其他材料还有巴比伦地区的两块石板残篇，以及埃及纸草材料中的两份亚兰文(Aramaic)残篇。(68)因此，《贝希斯敦铭文》的基本内容大概早已被巴比伦、埃及等地的学者们所熟知，希罗多德很可能通过这些地方的文化精英了解到《贝希斯敦铭文》的相关信息。

   然而，无论如何，希罗多德不可能完整阅读过全篇《贝希斯敦铭文》。在叙述大流士登基前后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时，希罗多德显然并不清楚铭文中介绍的大流士等杀死伪巴尔迪亚这一事件与两次巴比伦暴动(在希罗多德作品中仅提及一次)之间的因果联系。他对铭文信息的出色把握大概来自于对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的只言片语的拼接与整合，(69)这些叙述中比重相当大的一部分必然是口述材料。在《历史》卷三中，希罗多德先后多次使用了诸如“波斯人说……”、“埃及人改编了这个故事……”、“他们说……”等字眼。(70)约翰·迈尔斯(John L.Myres)猜测，希罗多德如此高质量的史料必然来自某个重要波斯政治人物的直接口述，并举出薛西斯(Xerxes)麾下将领麦加比祖斯(Megabyzus)之子佐普鲁斯(Zopyrus)和另一位波斯将领阿塔巴祖斯(Artabazus)作为假想的可能。(71)无论事实真相如何，我们都应当看到，希罗多德能够在古代社会信息交流极为不便的情况下，克服语言理解、文化差异、时空距离上的诸多障碍，成功地将自己间接收集到的波斯帝国官方文献所载信息纳入其《历史》的叙述体系，其为撰写史著所付出的精力与心血无愧于“史学之父”(pater historiae)(72)的美誉。

二、《贝希斯敦铭文》对希罗多德的间接误导

   总的来说，希罗多德较为准确地复述了《贝希斯敦铭文》中的姓名、谱系和前半部分铭文的基本情节，但对大流士登基后平定叛乱的史实和其他若干细节的信息掌握存在一定缺陷。笔者的初步结论是，希罗多德虽未读过整篇《贝希斯敦铭文》，却通过游历、咨询和口述材料间接收集了这篇波斯帝国官方材料中的部分信息，这些信息大大提升了《历史》卷三的史料价值。

   然而，两部作品之间还有更深层的内在联系。根据当代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贝希斯敦铭文》是一篇充满大流士登基之初波斯帝国官方意识形态色彩的材料，其撰写和颁布带有明显的政治宣传目的，而这一特征也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

   《贝希斯敦铭文》正文所使用的语言——古波斯文本身便是大流士统治时期意识形态的产物。当代亚述学学者们普遍同意，《贝希斯敦铭文》是最早写就的古波斯文文献。(73)古波斯文的语法结构相对简单，其词汇来自多种语言，以巴比伦等波斯帝国核心地区通用的楔形字母为载体。在已发现的古波斯语铭文中，所有文献都是在岩壁、石碑等耐久材料上刻写的，所有的铭文内容都与波斯国王密切相关。(74)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古波斯文在本质上是一种人造的语言，从未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过应用；(75)其写作技能仅掌握在波斯国王御用的少数书吏手中，(76)是大流士及其后继波斯君主们宣传符合自己利益的意识形态的文化工具。作为由古波斯语撰写的第一篇历史文献，《贝希斯敦铭文》的陈述中存在着众多疑点，(77)其故意省略之处亦比比皆是。大流士在铭文中用修辞式的手法宣称，他在自述中有意略去了自己从前缔造过的一些丰功伟绩，因为担心后人会因为它们太过神奇而不敢相信这篇铭文的真实性。(78)根据《圣经·旧约》提供的证据看，犹太人在大流士即位之初发动的起义便出于某种未知原因而被《贝希斯敦铭文》忽略了。总的来说，《贝希斯敦铭文》中对史实的扭曲和对细节的忽略大多服务于大流士巩固个人统治的需要。大流士在铭文中列举了自己领导的多次战役大捷，却从未承认自己在军事活动中受过任何哪怕十分微小的挫折。(79)在1 § 17部分，大流士在阿卡德文版本和新埃兰文版本中吹嘘自己“杀死了全部敌人，未留下一个俘虏”，但这句话在古波斯文版本中被精心地删除了；(80)同样，2 § 25的阿卡德文版本中强调大流士“杀敌3827人，俘获4329人”，却在另外两种语言的版本中隐瞒了杀敌数字；3 § 38的记载风格也与之类似。(81)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是为了在不同身份的臣民面前塑造波斯帝王或冷酷、或宽仁的不同形象，以更好地维持大流士的个人统治。

   作为希腊文化圈的一分子和波斯帝国遥远边疆行省的臣民，希罗多德显然并不了解古波斯语文献的特殊性质。因此，希罗多德对《贝希斯敦铭文》政治宣传内容的取舍就成了后世学者评价希罗多德史料批判意识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重要线索。对两篇文献的比较研究表明，希罗多德在对大流士登基过程中极为关键的两大要素——继承王位所必备的合法世系与铲除篡位僧侣的正当性——的叙述中都受到了《贝希斯敦铭文》等文献所传达的大流士统治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的蒙蔽。

   在《贝希斯敦铭文》1 § 2中，新登基的君主大流士叙述了自己的家族谱系：

图片

   大流士进一步宣称，阿黑门尼德氏族自古以来就是皇族，从祖先到他为止有九人世代为王；(87)僧侣高墨达从冈比西斯那里夺走了王位，(88)而他又在神明保佑下为阿黑门尼德氏族重新夺回王位。(89)我们看到，希罗多德忠实地为我们保存了这份波斯王室谱系，其严谨精神和转写手段的精确性值得称道。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份名单与其他波斯、希腊文献进行比对，便会发现其中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

   在另一份用阿卡德文撰写的重要波斯史料——《居鲁士圆柱体铭文》中，居鲁士同样陈述了自己的王族世系，宣称自己是“伟大的国王、安萨(Anshan)之王冈比西斯之子，伟大的国王、安萨之王居鲁士之孙，伟大的国王、安萨之王泰斯皮斯的后人”。(90)然而，在这份世系里，居鲁士根本没有提及自己有过一个名叫阿黑门尼斯的始祖。(91)另一方面，在古典时期希腊人的传说中，大流士通常被描述为一个出身相对低微的下等贵族。埃里安(Aelian)记载过大流士发迹后报答旧日恩人的轶事；(92)柏拉图也认为大流士并非帝王之子。(93)奥姆斯特德指出，大流士的父亲和祖父都不是地位显赫的波斯贵族，他们应该只属于波斯王室中相对次要的旁支。(94)库特认为，大流士通过杜撰的方式构建了自己与居鲁士祖先泰斯皮斯的联系，之后将谱系上溯到一位身份神秘的始祖阿黑门尼斯，以强调自己继承王位的合法性。(95)布里昂详细讨论了大流士族谱中的诸多疑点：他没有澄清自己同帝国创始人居鲁士支系间的关系；他在刺杀巴尔迪亚/高墨达的七贵族政变中并非领袖；而在居鲁士和冈比西斯统治时期，并没有材料提及过王室始祖阿黑门尼斯，更无人声称阿黑门尼德氏族身份可以成为继承帝国王位的合法条件。总之，大流士实际上是通过暴力手段攫取王位的，他精心制造的谱系不过是掩盖自己非法地位的幌子。(96)近年来，部分学者进一步指出，虚构族谱的做法是大流士同时争取波斯、米底贵族支持的重要手段，因为居鲁士是米底人和波斯人通婚的后代，(97)其姓名本身即来自米底人使用的新埃兰文(图片，意为“受保佑的”)；(98)而大流士则是纯正的波斯人。(99)因此，他既要虚构波斯人始祖阿黑门尼斯的神话，(100)又要通过伪造谱系和通婚手段(101)拉近自己与居鲁士王室之间的关系。来自考古材料的证据同样证明了大流士的复杂动机。在帕萨加德(Pasargadae)地区居鲁士王宫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了石板上刻写的简短铭文“我是居鲁士，阿黑门尼德(Achaemenid)氏族的成员”。技术鉴定表明，这条铭文是在大流士统治时期伪造出来的；(102)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进一步证明，大流士关于自身谱系的陈述是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欺骗性说法。(103)

   对于希罗多德而言，波斯帝国贵族阶层错综复杂的谱系关系显然远远超出他的理解能力。在他心目中，居鲁士和大流士都是纯正的波斯人(104)和皇族成员。他在叙述七贵族宫廷政变的过程中(105)意识到大流士并非组织刺杀活动的领袖，而他关于大流士利用马匹作弊而赢得王位的记述(106)同样表明，他对质疑大流士登基合法性的流言多少有所耳闻。然而，这些信息并未启发他去核实波斯王室世系的可靠性；他对大流士在《贝希斯敦铭文》(或其他同类官方文献)中所列举谱系的利用方式仅限于忠实的转录。借助这份伪造的族谱，希罗多德不加批判地断定，居鲁士及后来的波斯诸王无一例外都是阿黑门尼德氏族的成员。(107)通过希罗多德的影响力，“阿黑门尼德王朝”这一标签被一直沿用到今天的学术研究中，成为我们关于古代史知识的重要概念。但事实上，尽管我们不能排除居鲁士同阿黑门尼斯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的可能，但居鲁士建立帝国的功业和帝国王位继承权的确定原则显然都与这位传说中的波斯人始祖没有太大关系。

   大流士登基过程中的第二个焦点问题与前一个密切联系，那就是大流士取得王位的手段究竟是否合法。根据《贝希斯敦铭文》的叙述体系，冈比西斯在前往埃及之前秘密处决了自己的兄弟巴尔迪亚；(108)僧侣高墨达在外省假冒巴尔迪亚名义发动叛乱，而冈比西斯在返程途中突然死去；(109)高墨达以巴尔迪亚的身份统治了波斯全境；(110)大流士引兵杀死高墨达并夺取了王位。(111)然而，这一系列说法中同样存在着诸多不可解之处。首先，从考古证据上看，在从冈比西斯出征埃及到大流士登基期间并无各处神庙遭到严重破坏的迹象，(112)因此大流士指责高墨达倒行逆施、毁坏各地主要神庙的说法(113)无法得到印证。其次，按照常理判断，一名僧侣假冒王子而僭政半年有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但这一举动却几乎瞒过了所有王室成员和波斯贵族的眼睛，(114)各地区纷纷对伪巴尔迪亚的统治表示顺从。(115)再次，从历史的发展进程上看，真正引发地方贵族不满情绪和大规模暴乱的恰恰是大流士的登基：从公元前522年秋至公元前520年1月，(116)帝国境内的六大地区先后爆发了四次大规模起义，(117)其中包括帝国统治的核心区域埃兰和巴比伦、(118)帝国的发源地波斯和米底、(119)以及大流士之父维斯塔斯帕当时亲自治理的帕提亚地区；(120)其中个别贵族正是打着冈比西斯兄弟巴尔迪亚的旗号发动反叛；(121)根据《贝希斯敦铭文》的记载，大流士为平叛共发动了19次战役，杀死了约100000名起义者，(122)其斗争过程十分惨烈。种种迹象表明，大流士对“伪巴尔迪亚”僧侣身份的指认是不实的，(123)接替冈比西斯统治波斯帝国的正是他的亲兄弟与合法继承人巴尔迪亚，(124)而大流士才是真正篡夺王位并引起众怒的弑君者。(125)为了安抚民众和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大流士编造了并不高明的、关于僧侣高墨达冒充王子巴尔迪亚的故事，(126)其实质是一种带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欺骗。(127)

   在《历史》卷三中，希罗多德近乎完整地转述了间接来自《贝希斯敦铭文》等材料的波斯帝国官方版本的前半部分。他天真地相信，伪司麦尔迪斯冒充王子统治七个月之久的事情是可能的。(128)诚然，与当代历史学家们不同，希罗多德的手头没有波斯地区的考古证据，他很可能也无从了解《贝希斯敦铭文》后半部分对各地叛乱的描述。但他至少知道波斯人中间对冈比西斯兄弟真正死亡原因的看法存在着分歧。(129)如果希罗多德具备较强的史料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辨精神的话，他也应当能够发现大流士官方叙述线索中相当明显的漏洞。因此，从史学批评的角度看，希罗多德对波斯官方材料的盲从不能令人满意，他的史料批判意识和理性思维能力要逊色于修昔底德、波利比乌斯等其他古代一流史家，而相对接近于“有闻必录”的前代史话家赫卡泰乌斯(Hecataeus)。(130)即便在古典时期的读者中，希罗多德《历史》对伪司麦尔迪斯篡位的牵强记述也必然引起过不小的争议；因为查士丁(Justin)为庞培尼乌斯·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史著撰写的摘要在引用这段叙述时特意添加了专门的解释，(131)证明希腊罗马时期的读者早已对希罗多德这部分记载的可靠性产生过十分合理的怀疑。

三、希罗多德对波斯史源的再加工及其影响

   《贝希斯敦铭文》对于希罗多德《历史》卷三的研究还有另外一点启示意义，即帮助我们辨别和梳理希罗多德在作为史实主体部分的波斯官方叙述线索之外添加的情节。这些附加内容(如冈比西斯的幻梦、大流士依靠作弊手段夺得王位、骡子分娩预示巴比伦的陷落、波斯贵族辩论政体优劣等)既不见于《贝希斯敦铭文》的记载，又不符合铭文中所反映的波斯帝国的政治文化背景；它们必然或来自希罗多德的道听途说，或来自作者个人的艺术加工与想象。通过分析《历史》卷三中同大流士登基事件相关的篇章，笔者认为，这些添加元素带有明显的希腊文化特征，代表了希罗多德《历史》创作背景中的古希腊文学和修辞学传统。

   首先，希罗多德对冈比西斯死亡情节的描述反映了古希腊史诗和悲剧传统的影响。根据亚里士多德《诗学》(Poetica)中的著名论断，诗歌与历史是两种截然有别的文学体裁。(132)但这种区分恐怕对希罗多德的史著并不适用。希罗多德可能与雅典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有过密切往来，(133)其写作风格也带有希腊悲剧传统的明显烙印。(134)他在《历史》卷三中对冈比西斯发疯情节的描写便是模仿希腊悲剧风格的典范。(135)在希罗多德笔下，疯癫的冈比西斯得到幻梦指示，派人杀害了自己的亲兄弟司麦尔迪斯；(136)他随后得知梦境所指的其实是和自己兄弟同名的玛哥僧司麦尔迪斯，方才追悔莫及；(137)他根据先知的预言认定自己将终老于米底的故乡阿格巴塔纳(Agbatana)，却在急行军路过一个名字也叫阿格巴塔纳的小镇时意外自残而死去。(138)在古希腊神话史诗、悲剧情境中，预言式的梦境和对预言的误解往往同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和时局的剧烈变动密切相关。(139)希罗多德在叙述冈比西斯之死和《历史》的其他一些段落里多次借用了这一元素。冈比西斯的遗言(140)同样带有荷马史诗、埃斯库罗斯悲剧中英雄人物临终时的悲壮口吻。总体上看，冈比西斯的遭遇与索福克勒斯笔下奥狄浦斯的命运悲剧极其相似；(141)而他的骇人疯狂则令人联想起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中的伊奥(Io)、欧里庇得斯(Euripides)《赫拉克勒斯》(Heracles)中的主人公与《巴库斯女信徒》(Bacchae)中的潘特乌斯(Pentheus)。(142)中世纪的拜占庭辞书《苏达》(Suidas)还提及过古风时期抒情诗人西蒙尼德斯(Simonides)写的一部诗歌《冈比西斯与大流士王》(图片)，(143)希罗多德也有可能从这部现已失传的诗歌中汲取了灵感。

   其次，希罗多德对大流士作弊赢得王位和攻克巴比伦的记述带有古典喜剧和民间传说的性质。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推翻司麦尔迪斯的七位贵族通过比赛坐骑嘶鸣的方式决定王位归属，最后大流士凭借奥伊巴瑞斯(Oebares)进献的诡计取得了王冠。(144)这个奥伊巴瑞斯代表的正是古代喜剧中负责解决各种难题的机智奴仆形象。(145)而希罗多德在叙述大流士攻陷巴比伦并平定叛乱的段落中插入了僧侣佐普鲁斯(Zopyrus)的骡子分娩的预兆，(146)该情节属于希罗多德东方史叙述中十分常见的“动物童话”(德文术语，Tiermarchen)；(147)《历史》其他篇章中的类似元素包括跳舞的鱼、(148)有翼的蛇、(149)神秘的凤凰、(150)蛇马之战、(151)为波吕克拉特斯(Polycrates)取回指环的大鱼(152)和会淘金的印度蚂蚁。(153)这些怪异的动物元素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和神秘色彩。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元素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在希罗多德对波斯帝国各地风情的描述中。

   最后，希罗多德所描述的波斯贵族争论政体优劣的情节(154)带有古希腊智者学派(Sophists)进行哲学、修辞学辩论的浓厚色彩。在希罗多德的笔下，大流士等波斯贵族像古希腊哲人一样思考问题，像希腊政治家一样论证民主、寡头和专制政体的优劣；(155)奥塔尼斯甚至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观念。(156)希罗多德的这些记载完全不见于《贝希斯敦铭文》等波斯史料的记录。(157)它们显然更多地反映了希腊人自己的观念、思想与意识形态特征。

   通过上述列举，我们不难看出，作为西方文化史上第一部成型的史学作品，希罗多德的《历史》反映了希腊古典史学形成与发展初期的典型特征和作者本人的个性化创作风格。它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史学作品，(158)而是严肃的历史记录、民族学研究与古希腊悲剧、喜剧、哲学、修辞学等文化传统相融合的庞杂混合体。(159)与此同时，希罗多德一方面以《贝希斯敦铭文》中记载的波斯官方历史叙述体系为《历史》卷三的基本骨架，另一方面又插入了许多通过道听途说或个人想象所得来的附加材料；尽管他的描述对象是波斯历史，但他插入的元素却大多来自希腊自身的文化传统，从而建构了一种从希腊文化视角观察波斯帝国与波斯历史的独特认识方式。希罗多德建立的这种认识和感知波斯帝国的叙述传统对后世希腊知识精英的波斯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介绍波斯帝国历史事件和风土人情时，希罗多德运用了某些固定的叙述模式和着力渲染异域情调的写作风格，对日后多部以波斯社会为创作背景的史学和文学作品产生了影响。例如，希罗多德在虚构波斯贵族进行政体辩论之前，使用了“五天之后图片”(160)这种讲故事式的口头文学叙述方式，几乎完全相同的、程式化的“五天之后”字样在希罗多德东方史叙述部分中曾反复出现，(161)令人无法不怀疑这是一种固定的传奇故事叙述套路，而非准确的时间描述。(162)在介绍波斯帝国各地的风俗与历史时，希罗多德大量借用了史诗、悲剧、喜剧等希腊文学体裁中的典型表达方式，而他收集的各种动物传说与奇闻轶事又大大增强了其东方史部分的异国情调。这种写法的结果是创造了希腊古典文学史上最引人入胜、最富于可读性的一部历史作品，(163)有助于吸引希腊听众、读者的兴趣和作品本身的传播，但这种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历史》的严肃性与客观性，并造成了希腊乃至后世读者对东方社会的种种误解。在文学史上，希罗多德的东方史对西方小说体裁的诞生起到了推动作用。公元前4世纪，雅典作家色诺芬创作了一部以居鲁士大帝时代为背景的、半小说体的著作《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并在其史著《长征记》中着力描绘了波斯帝国的异域风情。希腊化时期，查里顿(Chariton)撰写的、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保存完整的小说《凯瑞阿斯与卡莉萝》(Chaereas and Callirhoe)的后半部分也是以波斯帝国为背景，希罗多德式的、充满东方异国情调的叙述风格在这部分内容中运用得十分普遍。这些作品很可能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希罗多德写作风格的影响。

   第二，希罗多德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由埃斯库罗斯《波斯人》等作品开创的，(164)将波斯帝国视为“他者”(the other)的文化观念。(165)在其经典著作《希罗多德之镜》中，哈尔托赫详细探讨了斯基泰人在希罗多德著作中的“他者”形象。哈尔托赫认为，在希罗多德笔下，斯基泰人和埃及人代表“他者”文化中的两个极端；斯基泰人兼具欧洲与亚洲的双重特征；在同样面对波斯帝国的大举入侵时，斯基泰人的行为构成了日后雅典人英勇表现的参照物；甚至斯基泰境内的陶里斯(Tauris)也可以同雅典的苏尼乌姆(Sunium)海角对应起来。对英雄品质的独特理解是斯基泰人得以成为希腊人的“他者”的前提条件；而希罗多德对斯基泰人的特定描写方式使得他们成了游牧文化的代名词。(166)由于对《贝希斯敦铭文》等波斯史料的间接利用和希罗多德本人作为波斯臣民对波斯帝国的客观认识，“他者”的痕迹在希罗多德波斯史的叙述中并没有像他记述斯基泰历史时那样明显。但如果我们剔除由《贝希斯敦铭文》提供、被希罗多德采用的波斯官方史料的话，就不难看出，十分相似的特征同样鲜明地体现于希罗多德利用希腊文化传统在《历史》卷三中添加的各段情节中。在希罗多德记载大流士登基部分的插曲中，波斯帝国的世界是疯癫的(冈比西斯的神经错乱、波斯贵族们对僧侣篡位的无动于衷)、专制的(政体辩论的最终结果、大流士攻陷巴比伦后的铲除异己)、残暴的(冈比西斯的残害手足、伪司麦尔迪斯遭受的割耳肉刑)、淫荡的(玛哥僧霸占王子司麦尔迪斯妻妾、大流士靠挑逗坐骑情欲赢得王位)、渎神的(冈比西斯对埃及神庙的破坏、大流士以作弊手段伪造神意)和病态的(刑余之人伪司麦尔迪斯僭政、骡子分娩的异象)，与理性、自由、温和、节制、虔诚、健康的希腊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波斯贵族政体辩论的结果以专制制度胜出而告终，但在《历史》的后半部分里，大流士、薛西斯率领的波斯大军最终将被热爱自由、同仇敌忾的希腊联军所击败，从而证明希腊文明存在的合理性。该思路与希罗多德在《历史》篇首交代的神话时期欧亚两个世界间的永恒冲突一脉相承。(167)这一基本叙述线索是一种将波斯表述为他者的典型模式，而《历史》卷三对大流士登基始末的描述则是“他者”叙述体系展开过程中的关键一环。(168)

   希罗多德选择将波斯帝国作为同希腊文明对立的“他者”来进行描述的做法，同希波战争结束后希腊社会的文化环境和公共舆论密切相关。在希波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下，希腊人已开始明确将波斯及其控制下的亚洲作为自身的对立面。(169)而希腊联军在战争中的胜利则进一步巩固了希腊人的认知，即软弱病态的亚洲必定接受奴役，而强健英勇的欧洲则可以享受自由的文化优越心态。(170)与希罗多德生活年代相近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在《空气、水与地域》中甚至通过对比欧洲和亚洲，从理论上论证了亚洲居民虚弱不堪的地理和气候根源。(171)而希罗多德在雅典的听众也必然熟悉和欣赏视自身敌人为“他者”的对比叙述模式。尽管希罗多德本人对波斯乃至整个东方世界的历史观基本上是客观公正的，但在向自己的史著中添加奇闻轶事的时候，希罗多德明显采取了迎合听众和读者口味的做法，客观上对古典时期希腊知识精英们业已开始形成的、视波斯文明为他者的文化心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虽然希罗多德本人并未刻意贬低、诋毁东方文化，(172)但他在史著中附加的许多奇闻轶事(这些插曲往往比间接来自《贝希斯敦铭文》的严肃史料更能吸引古代读者们的注意力)却被后世的希腊罗马知识精英所误读或利用，成为古典盛期带有强烈民族歧视色彩的波斯观的源头。希罗多德关于波斯贵族推翻司麦尔迪斯僭政五日后举办政体讨论的记载，(173)被后世读者以讹传讹，最终竟演变成东方君主登基后五日内准许随意烧杀抢掠的荒唐传说。(174)希罗多德可能通过道听途说得来的伪司麦尔迪斯曾遭割耳肉刑的说法，(175)并不符合贝希斯敦浮雕的描绘(浮雕中被大流士踩在脚下的高墨达的左耳在20世纪初仍清晰可辨)，(176)但却成了西方读者心目中惨无人道、森严可怖的东方刑罚制度和充满仇恨、报复与可怕秘密的波斯宫廷政治的缩影。希罗多德对伪司麦尔迪斯僭政七个月之久的牵强描述令查士丁等后世史家误认为波斯君主是深居简出、不同任何外人交往的神秘人物。(177)希罗多德对大流士施诡计取得王位的记载(178)同样塑造了查士丁等作家笔下狡诈阴险的波斯国王形象。(179)在希罗多德记载大流士登基始末部分的各种插曲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他对丧失理智的冈比西斯在埃及四处杀戮、大肆破坏的描述。狄奥多鲁斯(Diodorus)、(180)普鲁塔克(Plutarch)(181)和斯特拉波(Strabo)(182)分别在各自记载埃及风土人情的作品中介绍了种种荒诞不经的、滥觞自希罗多德的相关传说。比较典型的是斯特拉波《地理志》(The Geography)对布巴斯图斯城(Bubastus)废墟的描述：

   这座城市如今已被彻底废弃；城中有座埃及风格的古代神庙，它见证了冈比西斯的疯狂与残暴。因为此人用烈火与兵刃摧毁各座庙宇和方尖碑，从四面八方破坏和焚烧它们……方尖碑中的一些依旧矗立，但已被火焰烧得面目全非；另一些则已经坍塌倒地。(183)

   然而，所有这些传说和指控的最终来源——希罗多德《历史》卷三中描述冈比西斯精神失常的奥狄浦斯悲剧式情节——却未得到考古、铭文材料的证实。(184)在埃及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学者们并未发现波斯统治时期神庙、纪念碑大量被毁的迹象；《贝希斯敦铭文》完全没有提及冈比西斯发疯一事；而埃及地区的铭文材料反而表明，冈比西斯对阿皮斯(Apis)神牛非常尊重，并因此得到了阿蒙神庙祭司们的感谢。(185)

   通过对希罗多德《历史》卷三和《贝希斯敦铭文》若干局部细节的比较，笔者认为，希罗多德的波斯史在人名记录、谱系梳理和宏观叙事等方面总体上相当可靠，对波斯帝国史的记载与阐释作出了巨大贡献，反映了作者收集、整理史料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严肃的治史精神。然而，希罗多德积极的史学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史料的获取与记录方面；而在合理分析和取舍材料等问题上，希罗多德暴露了自己过于轻信和缺乏史料批判精神的弱点。就叙述大流士登基的部分而言，他几乎完全受到了大流士官方政治宣传的蒙蔽，不加批判地引述了大流士对王室谱系和王位更迭过程的、带有明显政治目的的说法，暴露了自身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史料批判精神的弱点和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其谬误对后人认识波斯历史产生了一定的误导作用。

   在《贝希斯敦铭文》提供的基本叙事框架之外，希罗多德广泛采用了希腊史诗、悲剧、喜剧、神话传说、哲学、修辞学中的主题、观念与叙事技巧，从而丰富了《历史》的内容，将之扩展成了一部兼具史学与文学双重特征的复杂著作。希罗多德在《历史》卷三中插入的附加情节影响了后世古典作家们波斯观的形成与发展。它们着力渲染波斯帝国的异域风情，开启了日后以波斯为题材或背景的希腊史学、小说作品创作传统的先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希波战争结束后希腊听众、读者的心态以及在埃斯库罗斯、希波克拉底等人作品中有所反映的舆论导向，将波斯帝国表述为希腊文明的他者，通过对波斯的描述来反观自照希腊社会本身，试图借此来论证希腊文明存在的合理性；最后，希罗多德的波斯史对后来的古典作家们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他们塑造古典盛期具有明显民族歧视色彩的波斯帝国形象的资料来源。分析和比较希罗多德的波斯史与波斯帝国自身官方材料的联系与区别，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希罗多德作品的史学价值，理解古典希腊史学草创阶段的叙事特征以及把握西方文化史中民族观念的发展线索都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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