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满清正式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袤地域割让给沙俄，并获得海参崴这一几百年来让沙俄梦寐以求的不冻港。此后几十年里，沙俄对外扩张的重点，再一次集中于与“西亚病夫”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国争夺巴尔干半岛东部和与孱弱的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西部争夺势力范围；对广袤而人口密度极低的远东边疆，沙俄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和人力物力去缓慢消化。此后，沙俄在东方边疆保持了三十多年的平静。此消彼长，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在远东掀起一场持续达半个多世纪的血雨腥风。
与我们惯常的印象不同，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已经既不积贫积弱，也难称腐朽落后。在江户时代，日本享受了将近200年的和平。到江户时代末期，日本社会经济已相当繁荣。到明治维新前夜，日本男性和女性的识字率已分别达到33%和25%。从史料记载来看，彼时英国和满清的成人识字率，则分别在25%和4%。幕府和各地大名一直致力于大力投资、兴办面向武士子弟的“藩校”和面向平民子弟的“寺子屋”。1711年，幕府颁布《寺子屋师匠九条》，对寺子屋的教学制度和师资都做了详尽的规定，并规定全国的寺子屋都由幕府直接管理。据《日本教育史资料》记载，到19世纪初，登记在册的寺子屋已达16560所；没有登记的非正规寺子屋，则达到7万所之多，可称“邑无不学之人，家无不学之子”。正是依靠江户时代留下的数量庞大、教学完备的寺子屋，日本才在明治维新后有条件迅速实现国民六年义务教育。
尤其是，江户时代日本“兰学”盛行，社会各阶层已在相当程度上熟悉和掌握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兰学”指江户时代由荷兰人传入日本的西方学术、文化、技术的总称，因是通过荷兰人引进，通称“兰学”，包括荷兰语、自然科学（医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近代科学技术（测量术、炮术、制铁等）和西方人文科学（西洋史、世界地理、列国概况等）四大领域。兰学的普及，让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已完成工业化所需知识和人才的储备。
江户时代的日本城市化进程发展很快。1700年，日本已有超过5%的人口居住在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同期欧洲则为2%）；当年江户人口已达100万，同期日本全国人口仅在3000万左右。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让日本国民经济在工业革命以前，已形成商业、手工业、农业并重的格局。
19世纪中叶，日本由德川幕府掌握中央实权。天皇号称“万世一系”，在民间社会被视为神道的化身和天照大神的后裔，却被幕府完全架空。地方上的藩士诸侯在江户时代对幕府非常恭顺，但以长州、萨摩为代表的诸藩对正在西方方兴未艾的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颇多了解，渴望变法维新，让日本迅速跻身列强行列。
1853年，“黑船事件”爆发，美国海军舰队突然闯入江户湾，要求与幕府谈判通商事宜。面对“黑船”来袭，天皇下令“攘夷”。幕府对天皇“攘夷”的命令不予理睬，于1854年与美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不久，英法也相继迫使日本签署不平等条约。时至今日，幕府对朝野上下维新图强的诉求仍然消极回避，地方诸藩借题发挥，借机提出“尊皇攘夷”，实则是要推翻幕府，以天皇的名义自上而下彻底开展深刻的社会变革。1866年以名为“尊皇攘夷”的倒幕运动正式爆发；到1867年，幕府倒台，明治天皇继位；1868年，“明治维新”全面揭开序幕。
明治维新期间，天皇颁布法令，废除有等级之分的“四民”（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废除封建俸禄；废除武士特权；开展司法改革，订立法式刑法、法德混合式民法和美式商法，立法保护私有产权；推行“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允许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创建现代金融制度，设立中央银行；由工部省实行“官办产业”，大力兴办实业、修筑铁路、公路、电信邮政网络和船舶运输业；实行近代化军事改革；普及义务教育，大规模派遣公派留学生留学，兴办西式大学；提倡学习西方文化及习惯。
与明治维新之初的1872年相比，日本出口总量到1883年增长一倍，到1914年增长15倍；到1914年，工业产值增长12倍，铁路里程增长30倍，蒸汽船总吨位增长70倍；到二战期间，日本国民识字率接近100%，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比已高达30%。明治维新后短短30年，日本就初步实现了工业化。
明治维新后颁布的日本宪法赋予日本政权以神权和种族优越论的属性，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宣称日本是“神国”，日本国体“优越于万国”，坚信天皇应统治世界。1882年，又以明治天皇的名义颁布对军人的训令，即《军人敕谕》，规定“过去只占日本人少数的武士阶级的生活方式应成为日本全体国民的理想”。由此，武士阶层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即所谓“武士道”，从法律上成为日本全体国民的主流价值观。对天皇“神性”和日本种族“优越”的鼓吹以及对全民进行“武士道”意识形态的强制灌输，对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政策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和民意基础。与此同时，工业化、近代化革命的成功，进一步刺激了日本侵略思维的极度膨胀。
从江户时代后期到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朝野形成多种“系统”而“完备”的侵略理论。“战略理论家”佐藤信渊的扩张“方案”，奠定日本大陆扩张政策的基础。佐藤信渊鼓吹，日本应采取“西进”和“南进”并进的扩张路线，向西先侵略满洲再征服中国；向南经略南洋。这两条“路线”深深影响了日本陆军和日本海军的“建军思想”和战争思维。更加“务实”的长州藩士吉田松阴提出“补偿论”，声称日本暂无力与俄美英法抗衡，在贸易甚至领土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和满洲之土以偿。伊藤博文等“维新志士”则从“经济发展”的角度鼓吹，日本的工业革命，需要朝鲜乃至中国充当日本的原料产地和倾销市场。
为了增强图谋侵略、霸占东北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日本还鼓吹“满洲”（即我国东北）并非“中国领土”，自欺欺人地声称，“向满洲扩张并非侵略中国”。尤其是，到19世纪末沙俄重新将扩张重点转移到南下东北，日本朝野上下都鼓吹加紧向东北扩张并图谋独霸东北，声称由日本独霸东北，是避免东北落入沙俄之手以至于打破日俄之间均势的“预防性”措施，是出于确保日本国土安全的防卫需要。
明治天皇登基时，朝鲜是满清的藩属国。明治天皇多次向朝鲜传递国书，要求与朝鲜建立全新的外交关系。因为在这些国书中自称“大日本”，并有“皇”、“敕”等字样，所有国书均被拒绝受理。1875年5月25日，日本海军派遣“云扬”等3艘军舰以测量海岸为名义，闯入朝鲜釜山海域示威。9月20日，云扬舰又侵入朝鲜首都汉城附近的江华湾，并派出小艇向草芝镇炮台挑衅。为捍卫领土和主权完整，草芝镇炮台率先向日艇开炮驱逐，云扬舰又于次日对草芝镇野蛮炮击。9月22日，日军在永宗镇登陆，杀害35名朝鲜士兵，并在撤离前纵火焚烧永宗镇。
1876年1月8日，日本全权办理大臣黑田清隆和副全权办理大臣井上馨，率领3艘军舰、4艘运输船、水兵800人和陆战队262人从神户出发，准备带着“和平”的使命与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并追究朝鲜在“云扬号事件”中的“责任”。与此同时，日本在下关设“征韩事务局”，命令熊本、广岛进行军事动员，一旦谈判破裂就向朝鲜开战。日本政府这时还不忘自欺欺人，还安排法国顾问保阿索那特研究国际法上“可以开战”的条件。黑田清隆在驶往朝鲜的途中担心舰队遭到朝鲜炮击，请求日本政府增援两个大队的兵力以备不测，竟被日本政府以“违背和平主义方针”为由拒绝。
比黑田舰队出发之日稍早，日本派森有礼为驻华公使，前往北京刺探满清对日朝“遣使修好”事宜的真实态度。对于森有礼提出的请清政府干预日朝交涉的请求，满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口回绝，并声称“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 森有礼在1876年1月20日向日本政府报告，“所谓宗属国仅有其名而无其实”，还称交涉过程中“彼等无愤发之气色，亦更未显注意朝鲜祸福之状，想必是因满清内部不洽之形势，无他顾之余力耳”。满清礼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森有礼交涉的相关文件以“五百里飞咨”传递给朝鲜。从史料记载来看，满清在此过程中所持有的态度，对朝鲜政府后来的决策产生很大影响。1876年2月27日，《日朝修好条规》（当时朝鲜称为“丙子修好条规”，后世通称《江华条约》或《江华岛条约》）签订。当年，日朝又签订《江华条约附录》和《朝日通商章程》。
云扬号事件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发动的第一次军事冒险，而《江华岛条约》从商谈到签订的过程，则是日本的第一次外交讹诈。不论军事冒险还是外交讹诈，都异乎寻常的顺利。日本就此在军国主义扩张的罪恶之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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